唐朝名相裴度临终前有个心愿股市配资，那就是，亲眼看到他种植于长安永乐里私宅的牡丹花开。
暮春时节，卧病在床的裴度命仆僮将自己抬到牡丹的花栏前。看着满园牡丹未开，裴度心中更加愁苦，说：“我不见此花而死，可悲也！”说罢，怅然而归。
也许是万物有灵，次日一早，仆人跑来告诉裴度，园中有一丛牡丹花开了。裴度欣喜不已，前往赏花，三日后病逝。
这个故事收录于《独异志》中，历来被当作唐人迷恋牡丹的例子。
如果要为每个王朝选一种代表花卉，别的朝代不好说，唐代肯定是牡丹花高票当选。
这种原产于中国黄河和长江流域山间的名花，在唐宋时被尊为“群花中第一，世谓花王”，诗人刘禹锡为她写下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”的名句，堪称真正的“人间富贵花”。
国色天香的牡丹花里，到底藏着怎样的历史？
1
牡丹这个IP，是隋唐时火起来了。
尽管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，牡丹花的观赏价值已经显现，比如谢灵运文集中有“竹间水际多牡丹”的记载、北齐杨子华曾为牡丹作画，但没有史料表明，牡丹在这一时期已经作为观赏植物广泛种植。
而在魏晋以前，牡丹只是被当作药用。
先秦时的文献中有芍药而无牡丹，可见那时候，古人还分不清二者的区别，常常将二者混称，牡丹也有一个“木芍药”的别称。后来，牡丹作为药用植物，总算被单独分出来了。关于牡丹入药的早期记载，考古资料中有“武威汉代医简”，这一出土于甘肃的东汉医药简牍中载有瘀方，需用“牡丹二分”；古籍中则有《神农本草经》，称“牡丹味辛、寒，一名鹿韭，一名鼠姑，生山谷”，这说明当时的牡丹主要为野生，而且是药用，听这名字就是用来服用的。
文献记载中，隋唐时期第一位人工引种牡丹的名人，是隋炀帝杨广。
隋炀帝无论大事小事都特别能折腾，据说，他营建洛阳城时，辟地二百里为西苑，苑内分为十六院，聚巧石为山，凿地为五湖四海。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命人用鸟兽草木充实这个皇家园林，其中就有地方进献的二十种牡丹，品种有飞来红、袁家红、醉颜红、云红、天外红、一拂黄、延安黄、先春红、颤风娇等名。
这么看来，“洛阳牡丹”的开创者竟是李唐皇室的老表杨广。不过，有学者认为，这则材料出自宋代小说《海山记》，真实性有待考证。
2
牡丹花种植的第一个繁荣期，无疑是唐代。
唐人舒元舆的《牡丹赋》中，记载了唐代宫廷引种牡丹的由来：
唐高宗在位时，皇后武则天有次回到她的家乡并州赏花。当时，西河（今山西汾河一带）有“众香精舍”，种满了各种奇花异草，武则天一进花舍，就被牡丹花吸引了，只见“其花特异”。武后感慨，皇家苑囿中还缺这朵奇葩，于是命人移植至上苑。
当时，唐朝宫廷已经形成“二圣临朝”的局面，武则天位居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，牡丹花能得到她的赏识，必然在皇家中备受推崇。《龙城录》载，有一次，唐高宗在京命群臣观赏双头牡丹，顺便在现场举办文学大赛。宴席上，宫里的才女上官婉儿以一联“势如连璧友，心若臭兰人”独占鳌头，被称赞为“绝丽”。
牡丹文化也出现于这一时期的考古文物中。在永泰公主的墓里，有以牡丹花画装饰的石棺。永泰公主是武则天的孙女，嫁给武则天的侄孙武延基，后来因为私下议论奶奶的绯闻男友，被论罪处死（一说受惊吓难产而死），死后陪葬于乾陵。这位不幸的公主在九泉之下却以祖母喜爱的牡丹花为饰，更加令人唏嘘。
关于武则天与牡丹的故事，还有另一个有名的传说。
相传，牡丹花引种长安后，在一个百花俱开的时节，武则天诏游上苑。武则天专门下诏来游园赏花，其他花花草草都识趣地开花，等着天后来观赏，唯有牡丹性情高傲，迟迟含苞不开，惹怒了武则天。武则天来到苑中，看到牡丹花未开，对她由爱生恨，将其贬到洛阳，误打误撞地奠定了“洛阳牡丹甲天下”的地位。
实际上，这个故事是值得推敲的。
从唐高宗和武则天生平的行踪来看，他们人生中的很长一段时间是在洛阳居住。武则天为皇后时，多次陪高宗幸东都，在洛阳长期办公，武则天称帝后，以洛阳为“神都”股市配资，作为武周的政治中心。
武则天“贬”牡丹至洛阳的说法，明显不合逻辑，她本人就经常在洛阳，不可能愤而将不开花的牡丹贬谪入洛。若这个故事有点事实依据，应该是佐证了唐代洛阳引种牡丹的时间。
3
到了盛唐，雍容华贵的牡丹花，已然成为大唐盛世的象征。
唐玄宗李隆基和他的祖母武则天一样，极其推崇牡丹，在兴庆宫、华清宫等地种植牡丹，并将牡丹赏给亲信大臣。
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曾得到唐玄宗赏赐的几枝牡丹，为之狂喜，回家后用珠宝装饰起来，“用沉香为阁，檀香为栏，以麝香、乳香筛土和为泥饰阁壁”，牡丹盛开之际，杨国忠邀请宾客、好友前来赏花，场面甚至比宫里还要壮丽。
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记载，唐玄宗常与杨贵妃、近臣等一同观赏牡丹花。有一次，在骊山华清宫，玄宗和杨贵妃宿醉初醒，并肩共赏牡丹，玄宗折下一枝，递到杨贵妃面前，要爱妃细嗅花香。唐玄宗说：“不惟萱草忘忧，此花香艳尤能醒酒。”
就连大诗人李白也要为唐玄宗的赏牡丹活动“服务”。
据说，当时兴庆宫沉香亭遍植红、紫、浅红、通白等各色牡丹，甚至种出了一种变色牡丹，“朝则深红，午则深碧，暮则深黄，夜则粉白”。有一次，为了庆祝牡丹花开，唐玄宗亲自骑着爱马“照夜白”，杨贵妃乘坐步辇跟随，来到沉香亭，命李龟年率梨园弟子表演歌舞助兴。李龟年手持檀板，正要放声歌唱，唐玄宗突然叫停，说：“赏名花，对妃子，焉用旧乐词？”于是命李龟年持金花笺，宣李白进宫作诗。
李白时为翰林供奉，专门给皇帝写诗娱乐，这一次，他在沉香亭畔、牡丹花前，乘醉创作了《清平调》三首。其中，第一首以带露盛开的牡丹衬托贵妃如仙子般的美艳：
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
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
唐玄宗对李白写的这三首诗十分满意，亲自吹玉笛伴奏，命李龟年当场唱和。杨贵妃手捧着“颇梨七宝杯”，饮着“西凉州蒲萄酒”，听着赞美牡丹和自己的歌词，心里估计美滋滋。正所谓“名花倾国两相欢，长得君王带笑看”，此后，唐玄宗对李白的待遇更加优厚。
但有一种说法认为，李白后来被赐金放还，也是因为《清平调》三首。
他后两首诗有“借问汉宫谁得似，可怜飞燕倚新妆”等句。唐玄宗宠信的宦官高力士厌恶李白，因为有次李白醉酒作诗，要高力士当众给他脱靴。于是，高力士向杨贵妃打小报告，说李白将她比作汉代的妖后赵飞燕，是公然诋毁她。杨贵妃一生气，李白可就没好日子过了，便被迫离开了长安。
这也成为牡丹花历史中的小插曲。
4
中晚唐时期，牡丹文化由宫廷传播到民间，牡丹花从宫廷苑囿走向士庶之家。
舒元舆《牡丹赋》载：“今自禁闼洎官署，外延士庶之家，弥漫如四渎之流，不知其止息之地。”《唐国史补》亦有“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，每暮春，车马若狂，以不耽玩为耻”的记载。
对此，陈寅恪先生专门考证过牡丹花在中晚唐大规模流行的具体时间，他认为，高宗武后时，牡丹“始自汾晋移植于京师”，到唐玄宗开元、天宝年间，牡丹花“犹为珍品”，而在唐德宗贞元、唐宪宗元和之际，“遂成都下之盛玩，此后乃弥漫于士庶之家矣”，李肇《唐国史补》撰于唐穆宗长庆年间，书中提及的三十余年前牡丹花开始流行的时间，即德宗贞元朝（785年-805年）。
随着牡丹花风行天下，其价格也被哄抬到令人惊奇的程度，成为达官贵人斗富的筹码。
相关史料中，记录了这一阵疯狂的牡丹热，如“执金吾铺、官园外寺观，种以求利，春有值数万者”（《唐国史补》）；“贞元中牡丹已贵，柳浑善言：‘近来无奈牡丹何，数十千钱买一棵。’”（《酉阳杂俎》）。
在栽培的过程中，唐代牡丹的品种“变易千种”，名品辈出，有杨家红、叶底紫、御家黄、一捻红等知名品种。花色方面，唐代牡丹已有粉、红、紫、黄、白等五种基本花色。其中，中晚唐较流行深色牡丹，尤以深红色为贵，白牡丹最不受待见，让好多人为其鸣不平。
关于牡丹花色的优劣，还有一桩趣闻。
唐宪宗年间，大才子张又新在连续三次大考中都取得头名，类似于后世的“连中三元”。当时，张又新年纪轻轻，尚未婚配，他有一个好友杨虞卿，娶的是宰相李鄜的女儿。《本事诗》载，杨妻“有德无容”，就是说人很好，但颜值差了点儿，杨虞卿对此毫不介意，和妻子相敬如宾。张又新不解，但因为跟老杨关系够铁，对他吐露实话：“我张又新年少成名，不愁当官股市配资，要是能再娶个漂亮媳妇，这辈子就满足了。”
但人生不可能事事如愿，后来，张又新结婚了，对老婆不是很满意。经过杨虞卿的几次劝导，张又新看着窗外的牡丹花，作了一首诗：
牡丹一朵直千金，将谓从来色最深。
今日满栏开似雪，一生辜负看花心。
张又新借当时社会上对牡丹花色的追求，来表达对婚姻的不满，说自己错折了“白牡丹”，错过了深色的牡丹。
不过，平心而论，张又新这是典型的“渣男”心理。《本事诗》还写了一件事，后来，张又新去赴名臣李绅的宴会，遇到了一个老相识的歌姬，跟那女子好上了，李绅看出他们眉来眼去，当场撮合这对男女，也不知道，张又新算不算是如愿摘得了他的“红牡丹”呢？
5
作为京城时兴的稀罕物，牡丹被引种到各地，有的人不辞辛苦，也要让牡丹之名传遍四方。
唐穆宗时，白居易外放到江南为官，任杭州刺史。白居易派人寻访钱塘是否有牡丹花，结果发现只有开元寺的僧人惠澄从京城移植了一株牡丹。惠澄对这株牡丹爱惜有加，不仅里三层外三层地用围栏圈起来，还用油幕覆盖其上，助其茁壮生长。僧人得知白居易在寻找牡丹，便邀请他到寺里共赏。
当地诗人徐凝想要认识白居易，先行一步为这株牡丹题诗曰：
此花南地知难种，惭愧僧闲用意栽。
海燕解怜频睥睨，胡蜂未识更徘徊。
虚生芍药徒劳妒，羞杀玫瑰不敢开。
唯有数苞红萼在，含芳只待舍人来。
徐凝这首诗显然是干谒之作，前几句写了这株牡丹的由来和盛开时的风姿，后用芍药、玫瑰的“徒劳妒”“不敢开”来突出牡丹的一枝独秀，以牡丹比喻白居易，末尾一句“含芳只待舍人来”更是点明了此花为贵人而开（白居易曾任中书舍人），拐着弯捧白居易。
白居易得知这株牡丹的下落后，到寺里赏花，和徐凝一见如故，相谈甚欢。巧的是，此时，另一位诗人张祜闻讯赶来。徐凝请求和张祜较量诗艺，由白居易当裁判。
这场因牡丹花引发的斗诗成了中唐有名的公案。《唐摭言》称，徐凝以一句描写瀑布的“千古长如白练飞，一条界破青山色”取胜，还有一些文献提出，获胜的应是张祜，许是白居易有意鼓励新人，助徐凝闻名诗坛。
到了唐末五代，成都也出现赏牡丹的风尚。
前蜀大臣徐延琼喜好奢丽之物，见成都没有牡丹，便从秦州（今甘肃天水）董成村僧院引种一株红牡丹入蜀。为了运来这株牡丹，徐延琼大老远地派人用金帛等财物买通该寺院的方丈，然后挖地数尺，将牡丹连根挖出后，用泥土包裹着根茎，装入一个木匣里，千里迢迢地运到成都。
次年，牡丹花开，徐延琼请蜀主王衍前来赏花，见王衍不胜欢喜，又将这株牡丹献到前蜀宫中。
此后，成都的王公贵族掀起赏牡丹之风。另一个大臣王宗裕学着徐延琼，在自己的府邸中种植牡丹，也请王衍前来观赏，没想到弄巧成拙，一名随行的乐伎不小心攀折了一朵牡丹花。王衍勃然大怒，差点儿要处死这名乐伎，幸好王衍的妻子在一旁劝谏道，我听说这姑娘擅长弹琵琶，让她现场弹奏一曲，将功补过吧！王衍怒气稍解，采纳这一建议，这才没让赏牡丹演变成一场血案。
6
由此可见，中晚唐以后，牡丹花风靡一时，更加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。
但这种风气和中晚唐的国势是格格不入的，初、盛唐时，皇帝将牡丹推到国花一般的地位，那时，大唐国力强盛、开拓进取，而牡丹花华贵大气、芬芳馥郁，恰好符合大唐的国运，契合盛世唐人追求奢华的审美心理。
中晚唐时期国势渐颓、奢风盛行，时人对牡丹的狂热态度，更像是对开元天宝盛世的追忆，正如学者刘航所指出的，这是“脱离时代经济条件对逝去的繁荣富庶的太平盛世的效仿”。
当时，中书令韩弘极其反感这种奢靡之风，他从地方调任中央，一到长安就看到自己的住宅被种了牡丹花，气得命人将其砍倒，愤怒地说：“吾岂效儿女子耶！”
现在来讲唐代牡丹的最后一个故事，揭开花瓣，看一看名花下的深深忧伤。
前面多次引用了唐人舒元舆的《牡丹赋》，这是唐宋时期最早系统讲述牡丹历史的文章。此赋开篇就说了，“古人言花者，牡丹未尝与焉”，和后来宋代周敦颐《爱莲说》中的“自李唐来，世人甚爱牡丹”形成鲜明的对照，再一次阐明了牡丹花在唐代的崛起。
舒元舆可不是一个打酱油的人物，他自幼苦学，元和年间举进士，后入朝为官。当时，朝政昏暗，地方藩镇割据，京城宦官当权，像舒元舆这样有抱负的书生虽擅文敢谏，却不得重用。
唐文宗即位后，有意拔除宦官势力，任用李训、郑注等新贵，密谋诛杀权宦。原本郁郁不得志的舒元舆加入这一集团，得到李训的引荐，短短几年内平步青云，官拜宰相。
舒元舆这篇《牡丹赋》，写于太和九年（835）甘露之变前。
文章中描写了牡丹花受到唐人喜爱，由隐而显、由贱而贵的命运，实则隐喻了李训、郑注集团的踌躇满志：“使其花如此而伟乎，何前代寂寞而不闻？今则昌然而大来。曷草木之命，亦有时而塞，亦有时而开？吾欲问汝，曷为而生哉？汝且不言，徒留玩以徘徊。”
但这一切，在甘露之变中化为泡影。
太和九年冬，李训因贪功提前举事，劝说唐文宗以天降甘露为由，设伏兵诱杀宦官头目仇士良，不曾想，此计被仇士良看穿。宦官集团迅速发起反扑，在京谋划的李训和在外响应的郑注先后被杀。参与密谋的舒元舆单骑出走，被仇士良掌控的神策军生擒，游街示众后腰斩，其余一千多名相关官员亦被处死。唐文宗被宦官挟持，遭到监视，几乎断送了皇帝生涯。
史载，甘露之变后，一日，遭受软禁的唐文宗在殿中翘足凭栏，远远地观赏盛放的牡丹花，口中吟诵《牡丹赋》，读到“俯者如愁，仰者如语，含者如咽”一句，叹息良久，为之泣下。
又是一年花季，被舒元舆盛赞为“此花第一”的牡丹花照常开放，“淡者如赭，殷者如血”，仿佛沾染了一个王朝的血泪。而在后世，很多人只会记得这朵花曾经象征的大唐荣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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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茹冰：《历史时期中国牡丹的引种、传播与分布研究》，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2022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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